致敬改革开放40年,山村40年40事

发布时间:2018-12-29 11:08:00 来源:爱思想网站

      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,不少地方列举40年40事——一省的40年40事,一市的40年40事,都是宏观层面的大视野,但是,很少有人专注微观方面一乡一村的40年40事,我就补一个白吧,写本人所在村庄硬湾村的40年40事。一般人写40事都是大喜事,非黑即白的手法,而本人即便写喜事,也让你了解喜事背后的辛酸事,如此才是真事。


   我们村是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王窑乡硬湾村,硬湾村按行政村来说分硬湾、焦沟和谢坪三个自然村,而本文所说的是硬湾自然村,除非特别指明硬湾行政村。硬湾自然村属偏远山区村,现有70余户300多人。下面按时间顺序列举40年40事,尽量不八股化文风。


   1.改革元年依然外出乞讨(1978)


   1978是改革开放元年,但这个“元”仅限于中央层面吧,远不会垂直落到一个偏僻农村,我们硬湾村人依然吃不饱穿不暖,依然外出乞讨。1978及此前的十几年,我们村总共40户人,外出乞讨的就有37户。大家都是先走100里路到天水一个叫“南河川”的地方,扒上火车,坐到陕西宝鸡去要馍,属跨省乞讨。


   每个外出乞讨的人都拄着一根要馍棍,男的担着两个框,女的背着布袋子,还有些大人带着小孩一起外出乞讨,哭哭啼啼,可怜兮兮。一庄农民,一庄难民。


   2.村学换老师娃娃吃糖(1979)


   有一至五年级的叫小学,只是一至三年级的就叫村学。硬湾就是村学,一间不大的土坯房,四排泥桌子,前两排是一年级,第三排是二年级,第四排是三年级,总共30余个学生;就一个民办老师在最前面黑板处教课和批改作业。1979年春,本村的杨老师(杨喜春父亲)不教了,由本村的李老师(李俊斌父亲)代教。当年老师月工资17元。


   杨老师离任时,给每个学生一把糖,山里娃娃平时连玉米面都吃不上,现在突然吃糖,欢喜的满操场奔跑叫喊。因为换老师,一些学生娃第一次尝到糖滋味。


   3.土地承包重新学当农民(1979-1980)


   土地承包到户,甘肃是先行先试,比全国其它省份早一两年。1979年底,硬湾村开始土地承包到户,1980年所有土地承包到户,村民都叫“分地”。相对以前的生产队劳动,现在各种各地,可谓“翻身解放”。平均每人分得两亩半地,生产队的驴、马、羊和生产农具一并分给各家各户。像耕地的驴少,平均三四家一头驴。


   硬湾村土地承包到户后,延伸出三个事例:一是外出乞讨迅速降温,以前是成群的人外出乞讨,现在是零星的人外出乞讨,并且只在本县内乞讨,不再跨省。二是村内有一个叫红土沟的苜蓿地,以前大家都是晚上去偷苜蓿,回来煮着吃,现在是掐苜蓿,地分给私人了,但让大家随便掐苜蓿。三是不少农民重新学干农活,生产队都是有分工的,谁挑扁担就一直挑扁担,谁耕种撒种籽就一直撒种籽,谁碾麦扬场就一直扬场,但分地到家各种农活都要会,那些以前只是挑扁担的现在到自家地里不会撒种籽,不会扬场,都得重新学起。


   4.山体滑坡老人泪汪汪哭(1981)


   1981年秋阴雨连绵,村里红土沟的大片红斑土更是禁不起雨淋水泡。农历八月十五上午,雨过天晴,红土沟突然出现山体滑坡,二三十亩大的一块山坡突然自南向北跑起来,再是整个山坡越陷越深。这块山坡有一条弯曲路,村民去地里干活必走的路,也是李家群落的孩子上学的必经之路,好在这天是村学老师结婚的前一天,正好放假,学生不去学校,否则很容易引发严重后果。山体滑坡离一谢家人庄院仅几十步距离,真的危险。


   山体滑坡掩埋了不少庄稼和树木,是40年来硬湾村最严重的自然灾害,好在有惊无险。即便如此,仍有几个老人望着一片扭曲变形的山坡泪汪汪地哭个不停。


   5.村里出了第一个大学生(1982)


   1982年9月,硬湾村有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,李世清(小名李世世)考入西北农学院(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)。后来,李世清留校当老师,再读研究生读博士,成为副教授、教授,现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博士生导师,指导过的博士36人,硕士40余人。


   有一细节:每次寒暑假,李世清回家,村里人都说“大学生来了”,一晃十几年二十年过去了,李世清是教授了,村里人还是说“大学生来了”,在许多村民眼中,大学生已是“最高的知识人了”,想不到还有“教授”之类的叫法。李世清常参加国际会议,还是硬湾村第一个走出国门的人!


   6.计划生育女人东逃西躲(1983-1985)


   1983年到1985年,计划生育政策“最严高峰期”,整个硬湾村鸡飞狗跳,人心惶惶。只要是有两个小孩或以上的年轻妇女都是结扎对象,而结扎的对象藏匿,干部就截击和抓人。有时多个干部半夜翻墙进入人家抓人,有的干部跑到结扎对象的娘家抓人,有的进家牵牲口拿粮食再封门要挟你。那几年,全是逃难的女人,本村的结扎对象跑到外村躲避,外村的结扎对象跑到我们村躲避,都是半夜来半夜去,怀里抱着婴儿,一把伤心泪。


   村里有一家夫妇跑到外村躲避,家里就剩老人和小孩,干部来了,老人带着小孩跑到邻居家,结果干部换了一把门锁并贴了封条,干部走了,老人却进不了家,在门口嘤嘤哭泣!


   那三年,全村一半以上的年轻妇女结扎——多数不是拉到乡卫生院,而是拉到另一村的学校操场结扎,有些妇女在现场对大夫有抵触情绪,大夫就不打麻药开刀结扎……凄厉的叫声不绝。


   7.村里第一寿星95岁逝世(1984)


   1984年农历十月,硬湾村一杨姓人家的老太太去世,即杨喜春太太(杨喜春爷爷的母亲),享年95岁。杨家太太历经晚清、中华民国、新中国前30年以及改革开放,一生吃过不少苦,挨过不少饿,终于熬到土地承包顿顿吃上白面——家里其他人还是玉米面杂面,但给老人省出白面来让吃。不止这40年,再往前倒推100年,杨老太太都是硬湾村第一高寿人。甚至,杨太太在80年代都是一个乡的最高寿人。


   杨家太太的高寿,一直是硬湾村人40年来津津乐道的话题。目前,硬湾村有两个90出头的老人,但愿两人的高寿媲美或超越杨太太!


   8.小麦大丰收乞丐绝了迹(1985)


   1985年小麦大丰收,家家的粮仓满圆,有些人家又紧急用麦草扎粮栓子。以六七口人家来说,1980年小麦也就收上八九百斤,而1985年能收五六千斤。当时,村里绝大多数人家是两座土坯房,一个是厨房,一个是大房,大房地下就是麦草栓子,里面全是粮食,麦草栓子四周,以及屋檐下都码的粮袋子。给孩子介绍媳妇,女方先看你家粮栓子大不大。前几年隔几天才吃一回白面,现在天天白面,不少老人双手掬着白馒头感叹“生活好到顶了,顿顿吃白面了”,然后忆苦思甜说以前挨饿的。许多人家还把小麦担到20里外的县城卖。


   前几年,还有外地乞丐到硬湾村挨家挨户要馍,1985年村里的乞丐彻底绝迹。前几年,村里不少人家一年还是欠缺一两月的口粮,就吃供应粮,这一年供应粮也就不吃了。


   9.分布分棉穿新衣耀邦恩(1986)


   家家吃饱饭了,但还是没穿的,大人小孩都是补丁衣服,即使补丁衣服都是一人一套,没得换着穿。小孩白天洗了衣服,候在被窝等着衣服干了穿上再出门玩耍,大人一两月不洗衣服,怕洗了没得换着穿不能上地干活。1986年秋冬,上面突然给家家分布分棉花,反反复复分了好几回。原来一人一套补丁衣服,现在有新衣服可以换洗了;原来一家五六口挤一床被子,现在两床三床被子;原来一家人就睡在竹席上,现在就睡褥子上。


   怎么突然从天而降布和棉花?庄里的大人说是胡耀邦的恩情,胡耀邦视察定西和平凉,看到农民没穿的,就指示过冬前给农民借布借棉花,而我们天水秦安县与胡耀邦视察的地方毗邻,连带着受益。我现在能查到的资料是,1986年5月,胡耀邦在定西和平凉的静宁县庄浪县视察,而这些地方都毗邻我们秦安县,时间和地点都是契合的。


   10.化肥荒村民日夜盯公路(1987)


   前两年,小麦丰收有风调雨顺的原因,也有化肥的作用,村里人算是尝到化肥的甜头,都尽量多用化肥。1987年起拿上钱买不到化肥,秋种前,硬湾村人成群结队跑到乡供销社抢化肥,全乡的农民都黑压压聚在商店门口,来一车化肥根本不够抢。有时白天在地里干活,看到远处的公路上有汽车往乡上跑,怀疑是拉化肥的车,大家扔下农具翻山往乡供销社跑;就是晚上在村里盯着公路,看到汽车的亮灯往乡上跑,也怀疑是拉化肥的车,一庄人又往乡供销社跑,可往往是扑了空。因为化肥,大家都是跑前跑后,昼夜不安。


   当时化肥是乡供销社专营,奇怪的是,乡上给干部和老师有大量的化肥指标,有些干部就把用不了的化肥指标送给亲戚。许多村民求爷爷告奶奶想走后门弄一袋化肥,但没门道。


   11.村里第一个专业经商人(1987)


   硬湾村人都是农民,家家种地。1985年乡上立了集市,初一初四初七有集,硬湾村民辛更儿开始摆摊,上午摆摊,下午回家种地,其它时间也是种地,半农半商。后来,辛更儿不满足于本乡的集市,骑车跑到外乡外县的集市摆摊,慢慢地他就不怎么种地,专心经商。1987年,辛更儿在县城百货批发市场有了固定摊位,这样结束了游击战。他家是硬湾村第一个摆脱土地专业经商的家庭。


   辛更儿因为经商,是硬湾村第一个买自行车的人,是第一个在县城定居的人!


   12.新生代农民工成群外出(1987)


   1987年,村里大批初中生辍学,有些上到初二,有些上到初三,然后跟着大人外出打工。以前村里外出当农民工的,大多是不识字的人,现在则是有初中文化的人,这是一个分水岭。大人们常说的是,自己不识字,在城里的厕所跟前来回走呢,就是不知道那是厕所,难为的团团转。现在识了字的年轻娃娃外出,认路找厕所没啥障碍,但在城里的工地还是与不识字的人一样卖苦力,甚至,因为是娃娃工钱还少于不识字的大人呢。


   硬湾村人外出当民工,大都是去省城兰州,少部分去更远的青海和新疆。80年代中后期,外出卖苦力的日工资成年人是2元,刚辍学的娃娃是1.5元。


   13.男女老少拒办身份证(1988)


   1988年,上面派人到硬湾村照相,说是要办身份证,但遭到村民的普遍抵制。老人说是不办身份证,自己不出远门,用不着身份证,拒绝照相;中年人说,以前出远门都没用身份证也过来了,现在也不要身份证,拒绝照相。还说是满16岁就得办身份证,但所有大人不让上初中或高中的孩子办身份证,怕以后考中专考大学有年龄限制,身份证办了你的年龄就定死了,身份证没办咱说是多少岁就是多少岁,灵活修改。


   当时,在许多大人眼里身份证是一个“圈套”,不能往里面跳着上当。


   14.村里第一台手扶拖拉机(1988)


   1988年,村民辛保仁买了一辆拖拉机,破了硬湾村拖拉机的0纪录。但是,拖拉机开不到硬湾村,因为没有车能走的路,都是窄小的陡坡路,夏天担麦捆两个人都错不开路。农闲时节,辛保仁就到县城给人家拉沙子拉砖头,或拉其它货,拉完了就把车开回来停在乡上,然后步行到村里。辛保仁开车从县城到乡上,捎一个人1元钱,捎一百斤的东西1元钱,不过,他对本村人有优惠,是8毛钱。捎的东西到乡上,然后再用扁担挑回村。


   不过,那时候农民宁可挑一百斤走20里路上山,也舍不得出1元钱搭拖拉机。辛保仁的拖拉机主要是挣县城人的钱。


   15.硬湾村的第一个村医(1988)


   乡村都是赤脚医生,以前硬湾村人头痛感冒等轻病熬一熬就过去了,重病就得请外村的或是乡上的医生来家。有时候,找一个医生真费劲,你跑到他家,说是到另一个村某某家去了,你气喘吁吁追到另一个村的某某家,又说走其它村去了,大半天都找不到医生的影子。1988年,硬湾有了第一个村医李天明,这样村里人看病方便多了,基本上随叫随到。村医有病人时去病人家看病,没病人时就在家务农。


   李天明的医术不错,刚开始只在本村看病,后来被请到邻村看病,再是请到更远的外村看病。一个好村医,就是几个村的健康守护神!


   16.一些村民山坡上挖龙骨(80年代中后期)


   80年代中后期,硬湾村和谢坪村交界处的山坡上有了一个个的深洞,是硬湾人挖的龙骨洞,在山里找龙骨。何为龙骨?新生代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,还有恐龙化石。硬湾村是“龙骨大村”,挖出来的龙骨白灿灿晒了一大片,然后挑到县城卖成钱。一个个龙骨洞逶迤五六百米,黑咕隆咚,打着马灯弓着腰才能前行,没几年,上面禁止挖龙骨,龙骨洞才得以填埋。


   恐龙和龙不是一回事,要不然硬湾村人更有理由说自己是“龙的传人”了。


   17.男劳力到陕西当麦客子(80年代中后期)


   80年代中期起,硬湾村的男人到陕西当麦客子。每年端午节前,一个庄的男人背上镰刀,下山走到县城坐汽车再到天水火车站,坐上火车到陕西宝鸡和咸阳给当地农民收麦子。干上半月到二十天,然后背着镰刀坐火车回家,这时正好自家的小麦也该收割了。现在想想真稀奇:一个庄几十个麦客子,一个乡几百个麦客子,一个县几千个麦客子,背着镰刀浩浩荡荡闯陕西;那个时候铁路真包容,搁现在哪能背着镰刀上火车呢,况且是几千人的大军。


   90年代起,陕西的农民开始机械化收割,我们硬湾村人这才不再跨省当麦客子。


   18.通电!电视磨面机进村!(1990)


   1990年硬湾村通电,一扫千年暗。通电前每家缴200元,逼着人挑着小麦和洋芋一趟趟到县城卖,再到亲戚家借钱,好不容易凑够钱。通电时每家摊派一只鸡,当时农民几年吃不上一只鸡,干部和电工趁机压榨农民。还有些人家即使通了电,晚上不拉灯泡,继续点煤油灯,一个月1元钱的电费都出不起。通电带来了光明,但这光明中又浸着苦和泪。


   当年有了电,王银生和杨文斌家各买了一台黑白电视,王自生家买了一台磨面机。从此,王银生和杨文斌家挤满了庄里人,都是来看电视的;庄里人再不用挑着粮食到乡上磨面了,而是就近在村里磨面。嗯,电视和磨面机都是0的突破。


   19.吃水困难满山遍野挖井(1990)


   1990年,硬湾村进一步缺水——原来村里有两口泉,大家白天黑夜排队等水勉强应付生活,现在都等不上水了,一小时都流不了两桶水,有些人家跑到外村要水,但外村水也紧张。于是,家家挖井,房前屋后,庄稼地里,路畔上,只要认为那儿有水就支起摊子挖。挖一丈没水,就挖两丈,两丈没水,就挖三丈……有一家挖了八丈,多数人家忙活了一冬天,愣是没挖出水来。大家又都填井,如果不及时填埋,就是陷阱。


   因为缺水,一家人用一碗水洗脸,老人洗完了大人洗,大人洗完了孩子洗,然后才把脏水泼掉。根本没有洗澡一说,至于洗衣服,碰上下雨天了才洗一次。


   20.粮歉收提成款重又返贫(1990年代起)


   1990年起持续干旱少雨,主产粮小麦年年歉收,比80年代的丰收期减产一半,平均一家也就收上两千斤吧,对于一家六七口人来说,顿顿面食根本不够吃,麦黄前的两月村里人又是下山到粮站挑供应粮。要命的是,这时候各种费用来了,什么提成款,什么税费,一大堆。农民没钱啊,有的逼着卖猪,有的刚从山下挑回来供应粮又赶紧挑到县城卖了缴提成款。还有,以前分的布都穿完了,家家又穿上补丁衣服。


   90年代相对于80年代中期,硬湾村人算是“返贫”,但相对于70年代又是富日子。


   21.娃娃改“大大”叫“爸爸”(1990年代起)


   硬湾村人世世代代把父亲叫“大大”。可是,1990年代起,村里一些公职人员抢先改口,教自家刚出生的孩子叫父亲为“爸爸”,说是“大大”难听,外面的人笑话呢,显得没文化。接着,其他的年轻父母也是跟着教孩子说“爸爸”。嗯,反正是199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孩子都是把父亲改叫“爸爸”。村里把父亲叫“大大”的最后一代人就是80后。


   “大大”改称“爸爸”,对于全中国铺天盖地的“爸爸”称谓一个庄的增量忽略不计,而对于地方方言文化少一个庄则是损失。“大大”改称“爸爸”看似与外面世界接轨了,但又与自己的传统世界脱轨,得乎?失乎?


   22.挖宽土路迎来第一辆摩托(1995-1997)


   以前,硬湾村的宽路就是走一个架子车,窄路呢,两个人还得抬着架子车。1995年,村里开始挖路,原来的小土路贴着崖或是田埂,就削崖削埂,加宽到能走三轮车或拖拉机。工程量比较大,村里人居住分散,比方说李家群落到杨家群落得走二十几分钟,一方面要把村内主道拓宽,一方面把走邻村的主道拓宽。但是,拓宽的土路一下雨还是稀里哗啦没法走。硬湾村拓宽土路还成为“密切干群关系”登上了后来的《人民日报》。


   过了两年,辛青松买了村内第一辆摩托车,在拓宽的土路上绝尘而来,绝尘而去,看得人羡慕,由此更多村民跟着买摩托车。


   23.给山神爷盖一个砖房庙(1995)


   原来庄里人说“山神庙”,其实是没庙的,因为没有屋子,只是在崖的半腰处掏了一个小洞,然后把山神爷佛像摆在里面,人在陡坡上跪着烧香。1995年,庄里人集资建庙,还是在原地修了一个五六平的砖房,刚能放一张小桌,里面跪一个人,其他人还是跪在土坡上。应该说,硬湾村是一个乡里最晚建庙的,并且建的庙是最小的。


   上段的“原来”还不够严谨,单指1995年前的三十年,而在更早前,这里是有庙的,是屋子,但在“破四旧”时拆除。现在修庙,就是恢复到“破四旧”前的大概样子。说来,硬湾村的山神庙就春节几天,庄里人都跑来烧香磕头,除此以外没有庙会。


   24.第一波土坯房翻建掺砖(90年代中期)


   90年代中期,硬湾村少部分人翻建土坯房:有几户人土坯房还是翻建成土坯房,只不过换一下椽和檩子;有几户人土坯房也是翻建成土坯房,但加了砖,房墙最低层一尺高是砖,往上还是土坯,整体还是土坯房性质;还有几户将土坯房的长宽加大两三尺。土坯房还是土坯房,但有能力翻建的是村里的“小富”人家,其他人家连土坯房变土坯房的资本没有。


   翻建土坯房需木料,可是买不起,怎么办?就砍自家的大树。村里第一高树、第二高树、第三高树相继倒下……土坯房翻建了大树依然在,这就是熊掌与鱼兼得,但偏不是。


   25.公家资助建“母亲水窖”(1998)


   前面说了,泉干了,挖井挖不出来水,硬湾人吃水成大问题。1998年,公家资助建水窖,就是在地上挖一个深坑,里面箍上砖,抹上水泥,下雨了,把水流到水窖,平时做饭就用这窖水。还有人说,这是公益项目“母亲水窖”。当年,上面资助8 个家庭,每家给20袋水泥建水窖。后来的三四年,分批给每家30袋水泥建水窖,这样家家都有了水窖。外人说水窖的水脏,但没办法,我们照吃不误。因为水窖,硬湾人这才放开地洗衣服了。


   靠水窖吃饭,一直到2012年村里通上自来水。


   26.十年没有村长谁都不当(90年代-00年代)


   90年代中期,硬湾村就没人当村长了,村长的空位一缺就是十余年。乡驻村干部、大队领导在村里逢人央求着叫当村长,但都是没人当,一是村长容易得罪人,二是村长没什么待遇,就是比别人多两亩地。因为村长空位,村长专用的两亩地就一直荒芜着,杂草丛生。自然村没领导,收提成款只好由行政村领导代劳,而行政村的领导是另两庄人。


   其实,行政村的领导也是岌岌可危,有一传言:行政村领导一天凌晨背上行囊偷着跑到县汽车站要去兰州打工,结果被乡驻村干部截回来了。当时,全乡半数自然村没村长。


   27.安装第一批座机电话(2002)


   2002年,硬湾村安装电话,当年谢海斌、杨小平、杨来平、李宏伟、李世录、李斌斌家是第一批安装电话的。此前,庄里人都是到乡上打电话,或是写信,现在写信成为历史。在外打工的庄里人,都是给这几家打电话,传话给家里,或是与家人约好时间二次打电话。有些庄里人怕花电话费,拿起电话响两声,让外面的人回拨过来,毕竟外面人挣钱呢。老人第一次接电话是一种恍恍惚惚的感觉,还以为是一场梦呢,但终究醒悟过来是真的。


   安了电话,硬湾村人多了一点儿现代气息,与外面的世界真的是“一线牵”了。


   28.退耕还林奠定新硬湾村(2002)


   2002年和2003年,县乡两级政府要求退耕还林,每家抽出两三亩麦地改种花椒树,并有种林补贴。但是,部分农户软抵抗,觉得种上花椒树要等五年才能挂果吃益,而种小麦一年就见益,因此迟迟不愿退耕还林,但最终还是屈从上面的强令。随后几年,退耕还林大面积推广,家家户户将80%以上的土地全改种花椒树,个别人家百分百的土地种了花椒树。相应地小麦面积越来越少,或干脆不种小麦,不少农户拿着种林补贴款去买粮食吃。


   后来的事实证明,多亏县乡政府的强令,如果不是退耕还林,硬湾始终是“旧硬湾”,难以嬗变出“新硬湾”。硬湾村的退耕还林,好比是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,是巨变之始。


   29.村学停用从此无读书声(2004)


   2004年,硬湾自然村的村学停用,学生迁到硬湾行政村的小学,而行政村的小学不在硬湾自然村,从此硬湾再无学校。硬湾行政村分硬湾、焦沟、谢坪三自然村,这一年三自然村的村学都停用,而在三个自然村的几何中心新建一所小学,三村的学生集中一起学习,这样的话三个村的学生上学都比以前远了。说来新建的小学为了三个自然村一样近,几何中心位于深沟处,暴雨时山洪爆发易成险地,没几年新小学又是弃用,学生转到乡上读书。


   硬湾村学停用前两年,老师由李老师(李俊斌父亲)换成周俊俊老师,原因是,李老师由民办老师转为公办老师,需到天水第二中等师范进修两年。


   30.第一座砖房第一院砖房(2005-2006)


   2005年,谢建军家有了村内第一座完整砖房,地基是砖,房的四面墙都是一砖到顶。此前,家庭情况好的是地面往上一尺高是砖,再往上还是土坯,远不是完整砖房。注意,这只是第一座砖房,也就是一个院子里其它房还是土坯房。2006年,谢建军继续翻建,一个院里没了土坯房,全是砖房,第一院砖房诞生。谢建军是抹灰工,会贴瓷砖,前两年收入不错,这才让他有实力盖硬湾村第一座砖房和第一院砖房。


   此后两后,村里零星出现完整砖房和完整院落砖房,都是工地上的技工家庭。


   31好日子露头别了补丁衣服(2007)


   2007年是一个节点:取消农业税的次年,再也不怕干部来收提成款,各种税费负担没了,缴公粮也免了;给60岁以上农民每月70元的养老金;退耕还林种的花椒树挂果能变卖钱了……一庄人感到了好日子里的小日子,生活有了奔头。这一年,村里彻底告别补丁衣服,说来进入新世纪年轻人第一批告别补丁衣服,现在是所有老人告别补丁衣服。一庄人齐刷刷告别补丁衣服,应该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。


   说起每月70元,老人都是乐呵呵:“朝朝代代农民没养老金,现在有了,政策太好了。”


   32.汶川地震波及危房重建(2008-2009)


   2008年汶川大地震波及天水秦安,当时硬湾村地动山摇,所有人跑到门外躲避,只见悬崖坍塌,到处是滚滚尘土。此次地震,十几户人家的土坯房震裂墙体,成为危房。2009年国家给第一批六户人家援建砖房,就是将震裂的土坯房拆掉,盖上完全的砖房。每家资助2万元,实际到手1.9万元。此后,还有第二批的援建户,都是土坯危房翻建砖房。这两年,花椒树进一步长大,挂果增多,花椒收入和公家援建款加一起,才让村民有能力盖砖房。


   汶川地震是一个“契机”,前两年砖房建设停滞,现在村里又掀起建砖房的小高潮。


   33.挖自来水管通自来水(2011-2012)


   2011年秋,全村人挖管道埋水管,管道连接每一个家庭,村民居住分散,工程量大。2012年春后,村里终于通了自来水。通自来水公家资助一部分,村民自费一部分,每家缴费800元,此年家家卖花椒上万元,800元半天就缴齐了。1990年通电每家缴200元,一个月都凑不够钱。以前觉得自来水是城里人的般配,现在农民也吃上自来水,大家喜笑颜开。


   但是,地窖水并没有废弃,而是作为备用水,或是专门用来洗衣服。后来,有一年自来水管破裂,上级部门停水后不管了,大家又开始吃地窖水,直到大半年后修好自来水管。


   34.买进第一辆面包汽车(2012)


   2012年,谢海斌买了一辆面包车,硬湾村终于有了第一辆汽车。谢海斌能买车,完全依靠花椒收入,那几年,花椒树一年比一年大,产量一年比一年多,并且单价一年高于一年。说来谢海斌家早在退耕还林政策前就改种花椒树了,吃益早。谢海斌农忙时就在村里,农闲时跑车,从乡上到县城来回跑着拉人,特别是腊月正月外出的人员回乡返城客流大,收入好。


   随后,接二连三的家庭买来汽车,一声声鸣笛驶进山村,带着欢快。以前村里人多是骑摩托车去县城,现在是改乘汽车去县城。不过,村里还是土路,汽车走过,烟尘滚滚。


   35.土坯房翻建砖房掀高潮(2012)


   2012年起一连四五年,硬湾村掀起土坯房翻建砖房的高潮。原因有三:一是花椒收入年年递增,平均一家一年2万3万4万地卖钱,几年攒的钱足以翻建砖房;二是有了自来水便利多了,以前修房得等下雨截水,现在打开自来水就行;三是群仿效应,看人家建起漂亮砖房,就不甘人后也要翻建。村里还是帮工制,几家人同时翻建,村里的劳力都忙不过来了。


   翻建砖房时,都顺带着盖一个澡堂子,说“甘肃人一辈子不洗澡”,其实说的就是我们甘肃山里人,现在我们硬湾人也开始洗澡了,这是一个多么大的“洗心革面”啊。


   36.祖祖辈辈的扁担不挑了(2014)


   一家几口人就是几条扁担,另外还得多出两条扁担,一个是水担,一个是粪担。这一直是硬湾人祖祖辈辈的家庭标配,即使十岁娃娃都有小扁担,担柴禾,抬水担水。2014年,村里基本弃用扁担,结束了挑的日子。田间地头依然是窄坡道,家家就用电动手推车,充上电,人扶着能上坡下坡,推着刚收的庄稼回家。说来,早在2007年就有手推车,上坡时,前面一个人用肩膀拉绳子,后面一个人推,和挑扁担差不多吃力。


   从纯手推车到电动手推车过渡了七年,相应地这是扁担忽隐忽现的最后七年时光。


   37.硬湾村第一条硬化路(2015)


   2015年,“村村通”惠及硬湾村,一条水泥硬化路穿村而过,一头向上接着乡上,一头向下蜿蜒到另一个乡直通县城。硬湾行政村是王窑乡离县城距离最近的,好比是C形的两端口,看着很近,但中间没路,以往都是后退到乡上,绕一个大弯子去县城,倒比别的村远了,现在两端口打通水泥路,开车不绕,我们真的是离县城最近的村了。以前土路车跑过来尘土飞扬,简直是要把人埋了,现在是干干净净开车。硬化路以后买车的人更多了。


   也有美中不足,李家群落到村里的水泥路还得走十几分钟土路,一下雨全是泥巴。但愿以后硬化路通到每一个群落。


   38.村里十年两次捐款救助(2016)


   2017年春节,村民杨军军倡议大家为本村一李姓人家捐款,说来这家突遭不幸。两天时间,全村人就捐了1.5万元,70户平均一家捐200元吧,不止在本村的人捐,在外地的本村人也是通过微信转账捐款。这是硬湾村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捐助,村里人有困难村里人优先帮扶,不要动不动靠社会捐助。有关此次捐款的详情,刊发在《三联生活周刊》。


   往前倒推十年,也就是2007年,村里一杨姓人家突遭不幸,村民捐款2000元,并帮这家人买来粮食,挑着磨成面。这是硬湾村第一次捐助,有村民将此事刊发在《北京晚报》。


   39.花椒大丰收摘椒客进村(2017)


   2017年花椒大丰收,以往几年自家的花椒自家人都摘不过来,要雇人,这一年更甚,于是,大量外地的摘椒客进村。硬湾村300余人,常年在村的也就200人,而高峰期外来的摘椒客五六百人,外地人远远高于本地人。摘椒客多是本县其它乡的人,也有少量外县人,外市人,他们摘一斤湿花椒3.5元,一个人一天摘四五十斤吧,都是管吃管住。


   这年的花椒平均一家卖7万元,最高的两家卖了20万元,一是摘的量大,二是将花椒放到次年行情最好时卖的。按说花椒致富,绝大多数人家有能力翻修砖房,但还有一半人家仍是土坯房,归因于他们在城里买了楼房,或计划买楼房。有的土坯房家庭比砖房家庭光阴还好,这是“伪穷”——新华社、《南方周末》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刊发了硬湾村的这一“怪象”。


   40.倒春寒花椒绝收暴雨冲村(2018)


   2018是灾年。清明节倒春寒,花椒树正在开花呢,全部冻的凋零,没了花,就没了果,花椒绝产,颗粒无收。进入夏季,又是一连大半月的暴雨,道路全部被毁,就连硬化路也是多处破损,一些人家的房屋倒塌。暴雨正凶时,村书记李和平冒着生死深一脚浅一脚巡视,查看“留守老人”“留守儿童”家庭,他的大无畏精神令人动容。秋季,以往是摘花椒,今年没花椒摘,李和平就带领一庄人修路“自救”,足足忙活一月才让道路恢复原样。另外,此次严重水灾正在洪涝时,有些村民接连给乡领导打电话求助,均是关机状态,乡驻村干部没有进村察看灾情。


   虽是灾年,大家很快恢复镇定,照吃照喝照玩,硬湾村人第一次有了承受巨大灾害的底子。这底子就是退耕还林的底子,前几年花椒丰收的底子,甚至是改革开放40年的底子。


——EN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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